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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与调节——经济发展im体育的财经手段!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1-09-05 19:54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不仅扭曲了其国家经济结构,还破坏了其金融主权。巨额赔款的支付、各种权益的丧失、统治者的铺张与腐败等等,都严重制约和控制了中国财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为了生存和满足资本主义列强的要求,通过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近代政府的不作为,财政货币问题错综复杂,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探索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货币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引发了诸多争议。

  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中的金融货币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朱执信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围绕经济的发展,对金融货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设计,包括金融问题的处理、金融制度的创新、货币问题的处理、货币制度的选择等。

  财政的治理、整顿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因为财政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财政往往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 情况做相应的整顿与治理,这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来实施,同样,财政问题也深为社会所关注。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日益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铺张和糜烂,由于财政困难,以及皇室的祭品、葬礼、墓葬、祭祀等费用,一直没有得到抑制。变得越来越庞大。此外,无数的军费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国库被冲走,入不敷出。为了转嫁财政危机,清政府一方面多派盐务课征土地税,对金矿征税,对百姓搜刮更为严苛;一方面,他不惜羞辱国家,拼命借外债。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财富。这一切摧毁了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崩溃。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士兵灾难深重,百姓满目疮痍,赔偿债台高筑。同时,海关、盐税等主要财政收入渠道被帝国主义国家控制,财政主权部分丧失。这一时期,财政的窘迫和混乱,政权的贪婪和腐败,不仅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使经济无法发展,而且使广大民众绝望和饥饿。无论是在政府官僚机构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一些关于这一时期财政问题的讨论。

  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由于缺乏中,中央政府这一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以及规章制度的死字当头,财政权力的纵向划分(即中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划分)与财政权力的横向划分(即同级政府内部各部门财政权力的划分)并存,中中央政府财政资金严重短缺。朝鲜的统治者也试图通过“新政”来挽救这种局面,但结果是,“财政清理后,漏洞越大。”可见一个腐朽的政府要统一财政是多么困难。

  在晚清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中,正常性的税收收入所占比重较小,非经常性的各种收费较 多。北洋政府时期亦然,其征收的赋税有田赋、田赋附加、田赋预征、兵差、关税、盐税 等,达二十余种,此外尚有杂捐十余种。另一方面,令人费解的是,百姓负担重,而政府 财政却是越来越恶化,财政收支出现巨额赤字。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规范及其窘境,势必极大 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们鉴于国家财政拮据窘迫的局面,试图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得十 分成功的公债来筹集资金。公债分为内债与外债,是国家依据信用原则以还本付息为条件 而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然而,晚清社会不具备使公债成为资本 原始积累最有力的杠杆的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为了解决因支付各种赔 款、兴办实业以及支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军政费用而出现的财政困难,大势举借外债。外债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其强烈的掠夺性使中国社会陷入困 境。

  在举借外债的同时,清政府还以发行内债的方式向民间筹款,但借款最终成了官 绅变相捐输和对人民的变相勒索,加剧了民众的负担,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双方就公债筹资也进行了论争, 都提议要重视利用公债手段筹资,但在公债的发行方式、用途、效果以及公债政策等上产 生分歧,难见分晓。 可见,这一有效的新筹资方式,在中国也总是水土不服,屡遭失败, 终究难以推广,也足见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之难。

  国家财政如何措置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将以何供国用?财政上的这些问题是临终的清 王朝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不遇及的紧迫问题。

  作为一位致力于 改造社会的革命活动家,朱执信对清末财政税收的积弊有深切的感受,希望通过革命以革 新国家财政,达到“民无租税之负担,而国家得充足之岁入” 的目标。辛亥革命后, 他又主持广东革命政权的财政事务,为整饬财政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在财政改革方面,朱 执信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国外一些进步学说的合理成分,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主张和设想。

  总之,朱执信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全局着眼,认为只有依靠本国的力量,“于经济上奋发有为”,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兴利除弊,“改革内政,奖励农工,而利交通”,国家的财政 才能纾难解困。 换言之,从国家的大局着眼,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着眼,这样才是解 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根本之策。

  朱执信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关注国内局势脉动与世界潮流趋向,思索当时积重难返的货币问题。清末民初,国家式微,币制问题突显。他积极吸取中国古代的纸币流通经验, 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情况,在孙中山“钱币革命论”的基础上,发孙中山所未 发,形成其颇具特色的货币观点。

  朱执信对清末币制的混乱状况有着深切的体验,对货币的一些 看法很有见地与预见性。他虽未看清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的广泛流通,起了资本主义国 家对我国经济侵略的急先锋作用的一面,但他看到了外国银元的流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 币制改革的趋向,看到了银元用作货币比银两的进步性。他虽未提出明确的币改建议,但 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体现了一位革命者对国家危难所具有的敏锐性。

  实际上,纸币只是一种货币符号,用以代表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纸币是不能直 接代表货物的,因为它没有价值,只有具有一定价值的金属货币才能代表它,也只有货币 才能衡量货物的价值。在这里,朱执信混淆了货币和货币符号在概念上的区别,未弄清纸 币代表什么流通和它的购买力如何得到保证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可见,朱执信受到了传统钱币思想的影响,思维受到了局限,因而在概 念问题的界定上出现了差错。

  总之,在中国金融业由银本位向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转型时期,朱执信秉承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借鉴西方的一些货币理论及中国古代的纸币发行经验,并结合当时中国 的实际,摆脱货币金属论的羁绊,提出了他自己的货币观点,对后来中国的货币改革不无 裨益。但是,由于他自身及环境的限制,他对一些货币问题缺乏科学的、完整的把握。虽 然经历了从一个金本位论者到货物本位论者的转变,但他的思想仍深受金属货币流通制度 下所形成的观念的束缚,im体育思路推展尚欠缜密。

  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纸币保证与信用问题、 金属货币地位问题、货物本位以及按物价指数稳定货币价值等等,是长期以来存在分歧的 货币理论问题,我们今天认真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意义。到今天,货币问题仍是困 扰经济学家们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不能期望80多年前的朱执信能恰当地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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